北宋的逻辑：外忧不足畏，内患深可惧！

“杯酒释兵权”只是解除禁军将领兵权的一个代表性案例，权宜之计而已。太祖赵匡胤实际上早已深谋远虑、全盘计划。北宋王朝全面而深刻的军事、政治改革，才刚刚拉开序幕……

（宋太祖赵匡胤）

在君主专制的时代，无论如何，君主不可能“一个人”独自统治国家。他需要军队来保卫自己和维护社会秩序，他也需要文官来协助自己治理中央和地方。但是权力一旦下移，军队可能不听话，甚至反过来威胁自己；文官可能不称职，甚至背叛自己。这就是君主专制的矛盾，也是君主专制的“原罪”。但凡“君主专制”的国家都无法摆脱它。结果，君主在巩固自己的权力、地位的过程中，常常首尾不能相顾——总是不免衍生出各种头疼的问题，最终却都表现为威胁皇权。

对于北宋而言，武将之不可靠，太祖赵匡胤是最有体会的。那么文官就可靠么？文官其实也不可靠，并且殷鉴不远、触目惊心。远有秦朝丞相李斯，近有唐玄宗皇时期的杨国忠、李林甫；这些人居庙堂之高、掌丞相之职，却前者制造了宫廷政变（沙丘之变）、后二者专权误国终致“安史之乱”并使唐朝由盛转衰。所以，巩固统治，不能独独对武将“释兵权”而已。

前车之鉴，乃后车之师。太祖赵匡胤深谙前代兴亡盛衰之道，处心积虑地汲取每一个教训。皇帝统治国家，需要同时笼络文臣和武将，使之为皇权效力；但文臣和武将的权力都不能过重，且应当受到监督将领逐一外放为节度使，其在禁军中的位置被资浅望轻的将领所取代，太祖赵匡胤及其继任者腾出了精力和时间来绘制这样的发展蓝图了。没有证据表明太祖赵和制约，确保皇帝能始终掌握全局。这需要在制度上做高超的顶层设计，以便国运永昌。这个“顶层设计”就应该是大宋的发展蓝图、万年大计。随着禁军的开国匡胤是按纸上的计划逐步开展，但其随后施政措施却基本遵循了上述逻辑。

首当其中的，是军制改革。这是紧随“杯酒释兵权”之后徐图开展的。在北宋开国后的第一代禁军将领外放为节度使后，不宜给第二代禁军将领在军中的崛起留出时间。否则，迁延日久，内有第二代禁军将领威胁皇权，外有第一代禁军将领以“节度使”的身份割据一方、威胁中央。“杯酒释兵权”只是给太祖赵匡胤腾出了出台后续改革的精力和时间，并不能对皇权的稳固起到一劳永逸的作用。太祖赵匡胤的当务之急，是抓住这个时间窗口，建立防范军人跋扈、武将专权的制度体系。从这个逻辑上讲，军制改革也必须放在首要位置。太祖赵匡胤的军制改革主要有四项内容：

一、分散军权。将禁军的衙门由“两司”拆分为“三衙”。

前面已经说过，“禁军”不管在后周还是在北宋立国之处，都是中央军、正规军、主力作战部队。太祖赵匡胤在改革前，北宋承袭后周军制，禁军分为“殿前军”和“侍卫马步军”分别由“殿前司”和“侍卫司”两个机构管辖，并且殿前司的地位高于侍卫司。但是“杯酒释兵权”之后，太祖赵匡胤随着禁军将领的外迁，顺势陆续撤销了侍卫司的长官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侯的建制。这样， 侍卫司没有了长官，原先属于侍卫司的侍卫马军和侍卫步军各自独立成为两司， 与殿前司并列合称“三衙”，三衙长官皆称都指挥使，并称“三帅”。三衙三帅之设，无形中分散了军权。[1]

改革前			改革后
编制	部门	禁军统帅	编制	部门	禁军统帅
禁军	殿前司	1.殿前都点检	禁军	殿前司	1.殿前都指挥使 2.……副都指挥使 3.……都虞候
		2.……副都点检
		3.……都指挥使
		4.……都虞候
	侍卫司	1.马步军都指挥使		侍卫亲军马军司	1.马军都指挥使 2.……副都指挥使 3.……都虞候
		2.………副都指挥使
		3.………都虞侯
		4.马军都指挥使		侍卫亲军步军司	1.步军都指挥使 2.……副都指挥使 3.……都虞候
		5.步军都指挥使

 

（宋太祖赵匡胤军制改革前后对比）

禁军经过机构改革后，“两司”变为“三衙”，且互不统属。看似改动不大，实际用意深远。和两司相比，三衙更难对抗皇权。改革前的“两司”同时背叛皇帝，听上去不是容易的事，但“陈桥兵变”的发生却说明其概率并不低。但在技术上，“三衙”同时背叛皇帝的概率肯定比“两司”要低。而且在“三衙”中偶有一个出现逆反的迹象，皇帝也能够及时拉拢其它两个衙门形成压倒性优势迫其就范。此一改革对稳固皇权之贡献，于中可见一斑。

二、分散兵权。将兵权一分为二：领兵权和调兵权。

对于由禁军首领摇身一变成为皇帝的赵匡胤来讲，兵变这种事情不论概率多低，只要有发生的可能，即便未来可以平息，也一定是有代价和损失的。所以将安全隐患消灭于摇篮之中，才是上策。为此，太祖赵匡胤精心谋划，还将禁军统率的兵权一分为二：领兵权和调兵权，也叫“握兵权”和“发兵权”。

调兵权（发兵权）由枢密院掌管，但其权力主要限于发令调遣，并不参与日常统兵； 领兵权（握兵权）则由三衙将帅掌管，他们只负责日常统兵、训练工作，无权发兵。如果我们假设“发动兵变”是一种“犯罪”的话，那么这一分权做法，等于是将“犯罪动机”和“犯罪实施”两者截然隔离——有能力犯罪的人产生不了犯罪动机，有犯罪动机的人没有犯罪的行为能力；结果只能是——“犯罪”不成立！ 至此，“陈桥兵变”这一幕是不可能再有了！

在人事安排上，北宋政府的做法是枢密院的官员坚持由文官出任（正职必须是文官，副职偶尔任用武将），而禁军三衙的统帅则由武将担任。即，枢密院负责“运筹帷幄”，三衙的将帅负责“决胜千里”。这种权力分配和人事安排，不仅防范了禁军将领重演“陈桥兵变”的历史故事，强化了皇帝对军队的控制，还逐渐形成一个新的传统：文官的地位在事实上开始高于武官，“重文轻武”的文化正在形成中。因为枢密院和三衙之间，更像是上下级关系，三衙要服从枢密院的调遣。而且，“枢密院”的长官人选上正职用文官、副职偶尔用武官的做法，也体现出武官从属于文官的色彩。

这项改革的优点是加强了皇帝对军队的控制、实现了皇帝在军权上的“集权”，而缺点则是谁来保证“运筹帷幄”的质量和水平？战场上的情况瞬息万变、战机更是稍纵即逝，三衙的将帅若无灵活运用军队的权力，如何能够抓住战机、赢得胜利？这不能不说是“集权”带来的矛盾。

三、驻军轮换。实行“番休互迁”，使“兵不知将、将不知兵”。

“番休”是轮流休息的意思，“互迁”是指互相调动。“番休互迁”是指太祖赵匡胤采纳赵普的建议，对军队实行“更戍法”，让戍边和驻扎地方的军队每三年轮换一次，但将帅却并不随同调动。这种制度设计，按照太祖赵匡胤的说法，是为了让禁军习惯于这种勤苦的军旅生活，并且戍边的军队和驻守地方的军队可以轮番休整，似是好意。但，不让将帅随同军队一起调动恐怕才是他的真正用心所在！

因为军队在轮换，但将帅却原地不动（正如“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一样）。而且，如果将帅不被调遣、另有任用，那么将帅便跟“营盘”一道都是“铁打”的。这种“兵”与“将”之间的相对流动性，会使得将帅与士兵之间能保持相对的陌生。三年后士兵不知会被调往何方，而将帅也不知会率领哪支部队。士兵和将帅之间，永远都是相对陌生的。这就叫“兵不知将，将不知兵”，或者“兵无常帅，帅无常兵”（见《宋史·兵志》）。

这种制度设计必定是处心积虑、蓄意而为之。其用意在于防范将帅和军队之间“感情过密”。因为将帅和军队之间一旦感情过密，军队就容易被将帅“私有化”。长年相处的官兵之间，容易建立私人感情上的效忠关系。如果将帅在军队中培植亲信、招贤纳士，搞“歃血为盟”之类的活动，那么他所统率的军队就很容易团结在他的周围、建立对他牢固的效忠关系。这样发展的结果，将是军队不知有国家、只知有将帅，不知有皇帝、只知有长官。这样的军队，就是被将帅“私有化”了的军队。有一支听命于自己的、私有化了的军队，那么将帅何愁大事不成？轻则割据一方、自立为王，重则发动兵变、改朝换代！当初若赵匡胤统帅的军队若是只效忠于国家和皇帝，不效忠于将帅，又岂能上演赵匡胤在陈桥兵变中“黄袍加身”的一幕？

所以，“驻军轮换”只是现象、手段，“兵不知将、将不知兵”才是真实目的。这个制度斩断了将帅与军队之间建立情感的可能，确保了皇帝对军队的牢固控制，自然也带给了皇帝无上的安全感和踏实。只是，将帅所不“知”的，恐怕不仅仅是士兵的姓名，应该还有这支军队的作战能力。

兵将之间互不了解、缺乏有效的磨合和训练，军队就自然缺乏凝力和战斗力。出现“元戎不知将校之能否，将校不知三军之勇怯”的局面。这不能不说是此种制度设计的弊病。看来，皇帝的制度设计并非完美无缺。

四、守内虚外。京师大兵云集，边防则微兵虚守。

如果说前述三项军制改革主要是汲取“陈桥兵变”的历史教训，处心积虑削弱武将的兵权，那么“守内虚外”的政策就应该是为了汲取唐朝“安史之乱”的教训了。

安史之乱发生于唐玄宗时期，是一场让唐朝措手不及的巨大动荡和危机；事后，唐朝由盛转衰、走向灭亡。在世人眼中，这场动乱既不是源于国家在经济上出现了衰败，也不是源于外敌入侵，更不是源于适逢乱世——安史之乱“制造了”乱世而不是“生于”乱世。它是“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这个理论下的一个案例而已。叛乱发生前，唐朝一派祥和、繁荣、富足；但叛乱发生后，叛军轻取洛阳和长安。伟大唐朝的国都竟能如此轻易被攻破，这实在让人震撼！

太祖赵匡胤对唐朝的巨大转折显然有过一番深入思考。他将禁军二十二万一分为二：一半守京师、一半守边防。“京师”再大，也不过是一个城市（开封）而已。全国的军队，一般的精锐用于保卫这一个城市，另一半用于漫长的边防线上。很明显，京师的安全是压倒一切的。历史文献是这么解释他的用意的：

“京师十余万，诸道十余万，使京师之兵足以制诸道，则无外乱；合诸道之兵足以当京师，则无内变。内外相制, 无偏重之患。”[2]

这段话的大致意思就是，京师与地方各驻军十余万，使京师与地方的兵力大致持平；那么“诸道”（地方行政单位）有变，则京师之兵制之；万一“京师”有变，则诸道之兵可以合起来“勤王”。如此，保证内外兵力可以互相制衡，“外乱”和“内变”就不能轻易发生。如果说太祖赵匡胤的治国理念是重京师、努力使中央与地方“相互制衡”。在此基础上，太宗赵光义表述得更为直接和露骨。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十二记载，淳化二年（991年）八月，宋太宗赵光义曾对自己的近臣说，“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俱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

原来，制度的安排和种种设计，都是出于对內患的恐惧。宋朝的政治中心，是京师。京师的安全，即皇帝的安全。只有京师有足够的数量的精锐兵力驻守，那么地方上就算有“安禄山、史思明”之流，量也不成气候。禁军的这种“”“一半一半”的分布，未见充分考虑外敌入侵。揣其历史情境下的心思，大概是因为，国家再大，如果京师都守不住、皇帝人身安全尚且不保，国家大又有什么意义呢、不照样“其亡也忽焉”？这种重京师轻地方、重內患轻外忧的内向型军事政策，学界称之为“守内虚外”。此政策行于太祖，确立于太宗，并于宋朝期间世代承袭，成为宋代的“基本国策”。

 

上述四项军制改革，综合来看，大致规律如下：其一，充分汲取历史教训，或者五代十国，或者唐朝安史之乱的教训；其二，处心积虑防范武将专权，想方设法分散他们的兵权；其三，大搞“权力制衡”：禁军中三个衙门之间的相互制衡、枢密院和统兵将帅之间的制衡、京师和地方之间的制衡，等等；其四，改革的深度和广度史无前例，都不是对前代的小修小补，而是大刀阔斧。那么这些军制改革的效果如何呢？

必须承认，北宋统治者对军队的控制力绝对是空前绝后的。后世再没有任何一个王朝能让自己的军队如此安分守己，忠顺于皇帝本人。通过多管齐下，中央集权得到巩固和加强，皇权的至高无上得到了保障，军人的权力受到限制，依仗武力干预朝政或者改朝换代的警报也就基本解除了。军人干政的可能性降至历史最低水平，那么政治也就能够由此变得理性。政权没有了被自己的武装力量推翻的风险，那么对皇帝而言最大的“内忧”也就解除了，国家的经济和文化建设也就从此没有后顾之忧。整个北宋期间，政局长期保持相对稳定。宋代文化之繁荣、经济之自由，于中可见端倪。

但众所周知的事实是，一个政权稳固与否，并非独独由内因来决定。“外敌入侵”等外在原因（或者客观原因）照样可以是政权的致命威胁。西周，为犬戎所灭；西晋，亡于匈奴之手。这照样是前车之鉴。经此系列军制改革，“陈桥兵变”和“安史之乱”这样的事情，已不太可能在宋朝发生。宋朝这个“堡垒”，已不大可能被内部势力攻破，逻辑上只剩下从外部攻破的可能。这可以看成是改革的成就，也可以看成是改革未竟的事业。既然宋朝逻辑上只剩下被外部势力“攻破”的可能，那么这预示着：如果宋朝某一天亡国了，那么他很可能是亡于外敌入侵。

历史，会循着这个逻辑演进么？

（请待下集）

[1]魏福明：《北宋的集权与分权》，《东南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年7月，P69-74。

[2]杨仲良，李之亮校点：《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六六，元丰八年三月条，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1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