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杯酒释兵权”的台前幕后

960年，赵匡胤建立宋朝后，帝国旋即陷入一个困境，那就是：如何防止“陈桥兵变”历史重演？

军人掌握足够的兵权，就能发动政变、改朝换代。这个规律在五代十国以来不断上演。赵匡胤当了皇帝，某一天，在他的部将身上会不会也发生“黄袍加身”的事情呢？起初，赵匡胤还真没有太担心这回事。不是他不懂得统兵大将权力过大的危害，而是他比较信赖自己的部下。他知道这种事情不会那么容易发生，至少短期不会。

但是文臣赵普却不这么认为。

赵普读书不多，但为人忠厚。其家世算不上显赫，但自曾祖父以来，数代为官，多少还是对他有些政治经验的传承。陈桥兵变前，赵普与赵匡胤同朝为官，一文一武。当时赵普颇受当朝宰相范质的器重，被举荐为“军事判官”。这是一个主管军队军纪执法的官员，说明赵普应该善于辨别是非、能断案。在赵匡胤随后与之交往的过程中，也印证了这一点。

赵匡胤于赵普的交往，应该主要是从后周显德三年（956年）开始的，而且赵匡胤的父亲与其交往在先。后周显德三年（956年），赵匡胤攻下滁州后，他的父亲赵弘殷在滁州养病。赵普则朝夕侍奉药饵，赵弘殷于是以宗族的情份来对待他。这种“宗族之情”后来成为赵匡胤与赵普之间相互信任、相互合作的重要基础。

据说，赵匡胤曾经与他交谈，也觉得他很不寻常。当时捕获盗贼一百多人，按律当斩；但赵普怀疑其中有无辜的人，于是开展询问，结果很多人经过排查、弄清真相而存活下来。赵普的司法才干于是进一步得到认可，后来还调任到渭州继续担任军事判官。但此后赵普的人生际遇，基本上都随赵匡胤的发展而变化。赵匡胤升迁，赵普也会跟着被推荐、调动升迁。赵匡胤对赵普的信任始终是牢固的。“陈桥兵变”之发生，赵普是主谋，于赵匡胤有奇功。宋朝新定，赵普更是很多事都想在了宋太祖赵匡胤的前面，未雨绸缪、积极谋划。

史书记载，建隆二年（961年）宋太祖赵匡胤跟跟赵普有过一番对话，这番对话主要是太祖赵匡胤向赵普咨询对策。大致内容是：

太祖赵匡胤问赵普：“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八姓，战斗不息，生民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 为国家长久计，其道如何？”

赵普听后马上回答说：“此非他故，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所以治之，亦无他奇巧，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

在这番对话中，赵普从“权、钱、兵”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直指要害。其意要把政权、财权、兵权从方镇手中夺回来；换言之，用“夺、制、收” 的办法使方镇与政权、财权、精兵三者分离。核心是财政，但当务之急却是兵权！

不过，赵普的建议起初并不为太祖赵匡胤所采纳。因为太祖赵匡胤对当时的部下非常信任，用现在的话来说，这事儿他心里有“谱”。谁叛、谁不叛，他心中有数，而且相当自信的。太祖赵匡胤的看法并非没有道理。

因为陈桥兵变前，赵匡胤是从禁军士兵一步一步起家的，他在禁军中的有很深厚的根基和影响力。除了有赵普为代表的文臣辅佐之外，赵匡胤在军中广结善缘，和许多军官感情都很好，“义社十兄弟”就是突出的代表。（“义社十兄弟”是赵匡胤在军中的结义兄弟，共10个人，大多是级别较低的军官。按文献的不完全记载，这十人大致应该是：赵匡胤、杨光义、石守信、李继勋、王审琦、刘庆义、刘守忠、刘廷让、韩重赟、王政忠。这份名单正是发动“陈桥兵变”的重要力量之一。）此外，后周禁军一些手握重兵的大将，诸如慕容延钊、韩令坤、赵彦徽、高怀德等，也都是他相交多年的密友，在“陈桥兵变”中大多扮演了主谋的角色。这些人，对太祖赵匡胤来讲，应该都是信得过的人。所以，当赵普劝说太祖赵匡胤削夺统兵大将权力的时候，赵匡胤是有些不以为然，认为“过虑”的。但赵普在不断地劝说中，有些话还是触动了太祖赵匡胤，使其渐渐转变态度，倾向于尽快削夺统兵大将的权力，因为这些人对皇权的威胁最直接。

根据史书记载，赵普之所以能触动太祖赵匡胤，是源于下面的一段对话：

赵普：“但虑（石守信、王审琦）不能制伏于下，既不能制伏于下，其间军伍忽有作孽者，临时不自由耳。”

太祖赵匡胤：“此二人受国家如此擢用，岂负得朕？”。

赵普：“只如陛下岂负得世宗？”

太祖方悟而从之。

翻译过来，赵普是担心石守信、王审琦都是不能节制部下的人，万一他们的部下在军中作乱，届时石、王二人恐怕会身不由己；而太祖赵匡胤却认为，国家如此重用他们，他们怎会辜负我？对此，赵普只给了轻轻一问：就像你当初不应该辜负周世宗一样吗？

赵普这“轻轻一问”应该是触动太祖赵匡应并使其接收自己主张的关键点。因为“陈桥兵变”这件事，恰恰是深受后周皇帝重用的赵匡胤“负”了后周的皇帝。既然你被周世宗重用的时候，你仍然可以辜负周世宗皇帝，那么石、王二人为什么不可能辜负你呢？这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逻辑，终于打中太祖赵匡胤的软肋，使其“方悟而从之”。

于是，历史上最具有戏剧性的“夺权”行动随即展开，这个故事的题目叫做：《杯酒释兵权》。

故事发生在建隆二年（961年）七月的某个时间。按《续资治通鉴长编》、《国史》、《实录》等记载。这天，太祖赵匡胤召集石信、高怀德、王审琦等高级将领举行了一次酒会。

酒喝到正酣的时候，太祖赵匡胤开始诉苦和感叹：“做皇帝也太艰难了，还不如做节度使快乐，我整个夜晚都不敢安枕而卧啊！”

这些将领十分不解地询问缘故。

太祖回答说：这不难知道，我这个皇帝的位置谁不想要呢？

此言一出，把大家吓一跳，赶紧叩头表示:“陛下何为出此言? 今天命已定，谁敢复有异心? ” 

宋太祖说：“事情不像你们说得那么轻巧。你们虽然没有异心，然而你们部下想要富贵，一旦把黄袍加在你的身上，你即使不想当皇帝，到时也身不由己了。”

石守信等人听罢，赶紧跪求皇帝指明出路。

太祖赵匡胤于是说出了自己早已给他们想好了的去处：“人生在世，像白驹过隙那样短促，所以爱好富贵的人，不过是想多聚金钱，多多娱乐，使子孙后代免于贫乏而已。所以你们不如放下兵权，去镇守地方，多置良田美宅，为子孙立永远不可动的产业。同时多买些歌儿舞女，日夜饮酒相欢，直至终年。我再同你们再结为儿女亲家，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这样不是很好吗？”

石守信等人叩头称谢。第二天，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等人纷纷称病、请求解甲归田。太祖赵匡胤顺水推舟解除了他们的兵权，同时，给予丰厚的赏赐。

（ 漫画“杯酒释兵权” ）

对于这个故事，史学界一直怀疑它是否在历史上真实存在过。因为正史作品《宋史》中未曾提及。它的最早记载，是王曾（公元978—1038年）的《王文正公笔录》。此后，司马光的《涑水纪闻》、王辟之的《渑水燕谈录》等北宋史籍对“杯酒”一事亦有记载。这些记载，在文辞、情节详略有所不同，在有关“杯酒”一事的时间、诸将释兵权后的职务安排等方面亦有分歧，但都能基本证实“释兵权”一事确实发生过。其中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的考订极为严谨的。现在对“杯酒释兵权”的引用，一般都以李焘考订出来的版本作为依据，倾向于相信它的存在。应当承认，有关“杯酒释兵权”的记载中，某些细节的夸张和渲染肯定是存在的，但“释兵权”这一情节也显然成立。而且，根据学界的考证，“释兵权”其实是分批次进行的[1]，对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等人的解除权力只是水到渠成的一种结果。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先介绍一下当时的兵权分配情况。

北宋的军队跟后周末期一样，还是分为禁军和厢军两部分。其中，“禁军”为中央军，也是正规军，属于作战部队；而“厢军”属于地方军，主要从事各种劳役（因而也称为“役兵”）、维持社会治安，偶尔也会参加一些战斗。所以，统率禁军之权，是北宋的兵权所在。北宋的禁军又分两极：“前殿军”和“侍卫亲军”。在“杯酒释兵权”之前，禁军的领导机构和人事安排分别如下表所示：

编制	部门	番号	禁军军职	任职将领
禁军   中央军。也是正规军、作战部队。负责守京师，备征戍。	殿前司	殿前军	1.殿前都点检	慕容延钊
			2.殿前副都点检	高怀德
			3.殿前都指挥使	王审琦
			4.殿前都虞候	赵光义
	侍卫司	侍卫亲军	1.马步军都指挥使	韩令坤
			2.马步军副都指挥使	石守信
			3.马步军都虞侯	张令铎
			4.马军都指挥使	张光翰
			5.步军都指挥使	赵彦徽

（ 北宋建立后的禁军职官阵容。这是赵匡胤即将着手“释兵权”的对象。 ）

这些统领禁军的各级军官中，已分批次被解除多人统率禁军的兵权。

第一批次发生在建隆元年（960年）八月，张光翰和赵彦徽被调“出守大藩”，分别外放为永清军节度使、建雄军节度使，同时自动解除他们在禁军中的军职。这是太祖赵匡胤第一次对禁军将领做重大调整。因为“出守大藩”既在名义上是“高升”，同时又享有“节度使”的优厚待遇，所以此二人愉快地接受了安排，外界也没有产生过度联想和关注。

第二批次发生在建隆二年（961年）闰三月，太祖赵匡胤又如法炮制，因庆贺平定李重进的叛乱，以加官进爵的名义解除了“殿前都点检”慕容延钊和“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韩令坤的禁军军职；慕容延钊以“侍中”（高级宰相）衔外放为山南东道节度使、西南面兵马都部署，韩令坤同样以侍中衔改任成德军节度使、北面缘兵马都部署。自此，“殿前都点检”开始长期空缺。慕容延钊和韩令坤的外调，也是既有名义上的“高升”，又有节度使的优厚待遇，同时还能对诸多地方驻扎军队的指挥权。所以这批次的人事调动也相当和平。甚至慕容延钊对太祖赵匡胤的安排几乎到了“心领神会”的地步。

至于发生在建隆二年（961年）七月的“杯酒释兵权”，实际上只能算第三批次的“释兵权”了。不管这第三批次的“释兵权”是否发生在酒局中。但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张令铎的禁军职权同时被解除是事实。此时距离第二批“释兵权”才四个月时间。而且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张令铎被解除禁军职权后，也并不是真的就解甲归田了。太祖赵匡胤的安排，依然是“外放”去做节度使：石守信为天平节度使，高怀德为归德节度使，王审琦为忠正节度使，张令铎为镇宁节度使。至此，禁军中只剩下赵光义（太祖赵匡胤的亲弟弟）仍旧在禁军中任职了。不过，这也是暂时的事。因为下面还有第四批次的“释兵权”。

第四批次的“释兵权”是紧随“杯酒释兵权”之后，调任赵光义为开封府尹，顺便解除其“殿前都虞候”的禁军职务。“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罗彦環也因被外放为安国节度使，而顺便被解除其禁军职权。

至此，禁军两司（殿前司、侍卫司）的各级军官已经全部被替换掉了。（如下表所示。）

编制	部门	番号	禁军军职	“释兵权”的批次安排
禁军	殿前司	殿前军	1.殿前都点检	第二批：慕容延钊被外放为节度使。此职开始长期空缺。
			2.殿前副都点检	第三批：高怀德被外放为节度使。
			3.殿前都指挥使	第三批：王审琦被外放为节度使。
			4.殿前都虞候	第四批：赵光义转任开封府尹。
	侍卫司	侍卫亲军	1.马步军都指挥使	第二批：韩令坤被外放为节度使，此职由石守信接任。 第三批：石守信被外放为节度使。
			2.马步军副都指挥使	第二批：石守信被升职为马步军都指挥使，本职由他人接人。
			3.马步军都虞侯	第三批：张令铎被外放为节度使。（此职开始长期空缺。）
			4.马军都指挥使	第一批：龙捷左厢军指挥使韩重赟接任
			5.步军都指挥使	第一批：控鹤左厢军指挥使罗彦環接任。 第四批：罗彦環被外放为节度使。

（ 四批次的“释兵权”安排 ）

可见，“杯酒释兵权”只是太祖赵匡胤“释兵权”的一个著名样本而已，并不是“释兵权”的全部动作。所有批次的“释兵权”，都仅仅是针对“禁军”的各级将领——都是解除禁军将领的兵权——而不是地方节度使的兵权。但必须要承认的是，包括“杯酒释兵权”在内的四次“释兵权”，都是比较和平、和谐的。在这过程中，皇帝与这些禁军将领之间，近乎达成了默契。

放下禁军职权的将领没有人身安全上的顾虑，而是既能享受经济上的优厚待遇，也能继续维持在军队中的声望和荣誉。有些将领还和皇帝结成儿女亲家，增进了个人和皇帝之间的私人感情。对于皇帝而言，卸任的禁军将领以各地节度使的名义，还在军中任职，可以继续服务于国家的统一战争；而新上任的禁军将领通常是军中级别和名望较低的军官，他们在军队中的威信远远不足以策划“陈桥兵变”这样的政变。这意味着皇帝的个人安全和地位得到了空前的保障和巩固。明面上，第一代开国将帅由此调出京城,“各守外藩”, 武人干预中央政治的局面为之改变；此后, 新提拔的第二代将帅，资浅功薄，自然无法与皇帝——甚至赵普等开国文臣相抗衡了。实质上，此番系列动作和平地消除了开国皇帝和开国功臣之间的矛盾，避免了历史上类似刘邦诛杀开国功臣等血腥案例的重演。在君主专制的时代，能做到这一点，委实不易。

其最深远的影响，还在于营造了一种较为文明和理性的开国氛围，从而影响和带动着宋代的政治生活向着相对宽松和自由的方向发展，并最终形成了“未尝轻杀臣下”，“不以文字罪人”，“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等值得肯定的政治传统。而且，只要五代十国以来，军人政变的事情不至于随时发生，皇帝就有时间专注于其它的事情，例如：继续致力于国家的统一战争和开展经济建设。

所以， “杯酒释兵权”在内的、各批次的“释兵权”，都是“双赢”的结局。

这种“双赢”的合作之所以能达成，太祖赵匡胤的个人智慧是不容否认的。五代十国以来，不是没人注意到军人跋扈的危害，也不是没人想过要杜绝此类现象的发生。然而，非不想为也，实不能为也！

宋太祖能和平、和谐地接触禁军将领的职权，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促成的，这些因素在前代并不同时具备。总结起来，至少有三：

其一，太祖在军中的有足够的人缘和威望。否则，既不可能有陈桥兵变、拥戴他改朝换代当皇帝，也不会有这些禁军高级将领在政变后对他的持续支持和忠诚。

其二，太祖赵匡胤在解决禁军将领职权的问题上，非常有策略。他的策略基本可以归纳为：先易后难、名正言顺、明升暗降、待遇优厚。第一批次的“释兵权”，就是遵循了 “先易后难”的策略。被调离岗位的是禁军中级别较低的军官，不容易引起高级军官的恐慌，“释权”的战略意图也不明显。第二批次的“释兵权”，选在平定李重进的叛乱之后，平定叛乱自然需要论功寻赏。这个正确的时机，给了太祖赵匡胤“名正言顺”调整人事安排的理由。且被调离禁军职位的将领，都在军中获得了足够多的职务补偿和名义上升职的安排。第三批次是“杯酒释兵权”，看上去这是实在没什么理由的情况下而为之的。但此番人事安排之所以成功，是以前面人事安排已经调整完毕、石守信等人相对被孤立为前提，另外就是太祖赵匡胤给出的待遇是对方无法拒绝的——既是节度使，又是宰相待遇，再加“约为姻亲”和丰厚的赏赐。

其三，赵普的不断建议和坚持。从历次“释兵权”来看，太祖赵匡胤很可能早有此意，而且自有计划和步骤，只是他并不急于为之。但赵普与太祖赵匡胤的多次对话来看，赵普是非常坚决、积极鼓励太祖赵匡胤尽早削夺禁军大将职权的。他的许多观点，非常具有文官的代表性。

不过，“杯酒释兵权”为代表的系列“释兵权”动作，并不能代表皇权可以自此永世高枕无忧。因为假以时日，那些第二代禁军将领也会在进军中逐渐建立自己的威信，进而重新威胁皇权；那些已经外放为节度使的第一代禁军将领，也可能不小心走上“地方包围中央”的道路，重新威胁中央集权。这意味着武将对中央集权的威胁始终没有彻底根除，随时可能重新激化矛盾、发动叛乱或者政变。那么，届时北宋统治者又该如何是好？此时的太祖赵匡胤已经想到了这一层么？（请待下集。）

[1]范学辉：《关于“杯酒释兵权”若干问题的再探讨》，《史学月刊》，2006年，第3期。